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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专家呼吁加强立法严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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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方法》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对App治理的短板。”在吴沈括看来,尽管我国个人信息管理体系以及技术标准等逐渐完备,但对于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并未有专项规定予以规制,而《认定方法》着重加强了对App的管制,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该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认定方法》将有利于促进网络健康有序发展。”对此,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十分认同。他告诉记者,对有关部门而言,对认定某个App是否构成非法收集个人信息行为,有了科学依据;对广大App用户而言,可以清晰了解App是否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可以有针对性地利用这些维护自己的权益,同向有关部门举报。

  让朱继东担忧的是,实践中这些认定可能存在难点。“个别App会钻法律的空子,比如用户如果不同意隐私政策,则拒绝正常使用,逼迫用户同意不合理的隐私政策,而且难以留存证据。”朱继东坦言,仅仅依靠认定办法,还难以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进行周延性保护,后续需要将办法上升到法律层面,严厉打击违规App的非法收集行为。

  打击常遇无法可依情形

  始于今年1月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已有4个月有余,在推进此项专项治理中是否还存在一些短板?

  吴沈括非常关注专项治理中开展自愿性App个人信息安全认证的内容。他认为,自愿性App个人信息安全认证实际效果有待验证。对大部分App服务提供者而言,在尚未确定该行为的最大利益时,主动实行安全认证积极性并不高。为此,吴沈括建议,采取鼓励措施,以实际利益等提高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

  据悉,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成立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以来,组织开展的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评估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截至4月16日,举报信息超过3480条,涉及1300余款App。对于30款用户量大、问题严重的App,工作组已向其运营者发送了整改通知。

  在左晓栋看来,这种整改效果不容乐观。“专项治理开展后,有些App确实按照要求进行了整改,隐私政策也做了重新修订,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方式更加隐蔽。”

  左晓栋举例说,按照要求,App需要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许多App把使用范围扩大至公司及关联企业,究竟哪些属于关联企业,往往没有明示。依照现有规定,又很难界定其是否违规。

  朱继东同样认为,专项治理工作存在一些难点。比如在打击App违规收集行为中,经常出现依据比较模糊或是难以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甚至是无法可依情形,对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定有待进一步细化。

  为此,朱继东建议:一要加快立法进度,立法层面加大对违规App的打击力度;二要常态化公布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典型案例,对其他企业起到警示作用;三要站在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高度,推进网络安全建设,重视对App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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